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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Fed)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上周承认，美国可能已经进入经济衰退。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月度调查显示，86%的美国人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然而，伯南克对实体经济在今年晚些时候和明年的情况进行了更为乐观的预测，冲淡了他对短期前景的忧郁预言。

让我们期待他的乐观情绪将会传播开来。经济的起起伏伏总是受制于不可避免的会计真相与反复无常的动物精神。但经济增长如此受到心理状态的驱使，却是非常少见。

的确，很多经济限制因素是真实存在的——能源价格高企、严重负债的家庭以及不稳定的劳动力市场（上周五发布的又一套疲软的就业数据可以为证）。但现在，投资者、贷款者及消费者的信心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明年的走势。

我们已经目睹了自我为证的悲观情绪合力冲垮了北岩(Northern Rock)与贝尔斯登(Bear Stearns)。对于美国经济而言，房地产市场中的信心破灭可能比这些恐慌都更为重要。虽然它的衰退更多源于一个迟到的现实主义药方，而不仅是悲观情绪，但其结果仍然很严重。

现在，伯南克似乎不仅期待着金融业看好未来，还期待美国消费者及购房者也会产生希望。这里的理论是财政刺激计划可能会使消费者再次开始消费，前提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些钱是从他们自己作为未来纳税人的口袋中拿出来的。房屋价格不会永远下跌，如果它们可以稳定下来，那么美国金融业与实体经济也许能够掸掸身上的尘土，勇敢地大步走向未来。

这是可能的。但美国的最近一次民意调查发现，超过半数的美国人担心某个家庭成员将会失业。对消费者信心的定期调查表明，目前的情况非常低迷。几个月内就出现复苏，将是一个相当大的扭转。

不管怎样，由情绪引领的复苏还是会遇到限制，原因还是那些无可避免的会计真相。全球经济需要重新平衡；美国家庭最终将不得不开始存钱。我们的希望是，这一切都能够在某种有序的外表下发生。

伯南克撰写过关于“大萧条”的著作，他知道隧道尽头的光芒总有可能只是一列飞奔而来的列车。他采取措施来防备系统性金融崩溃，这种做法是正确的。但是此类崩溃不太可能发生。

更有可能的是，那一缕光芒的确是日光，只是它比伯南克期待的要更远一些。

译者/李碧波

亚洲股市昨日出现试探性反弹，中国股市领涨。由于金属和能源价格的上涨带动资源类股走高，中国股市跃升4.5%。

上证综合指数升至3599.62点，创下3月26日以来的最高收盘水平。自去年10月见顶以来，该指数已经下跌超过40%，令市场人士预计中国股市可能将触底反弹。

中国石油(PetroChina)上涨4.6%，收于18.35元人民币；中煤能源(China Coal Energy)涨3.5%，收于17.99元。中国平安(Ping An Insurance)升5.4%，至62.20元；浦发银行(Shanghai Pudong Development Bank)涨2.7%，收于37.48元。

汽车玻璃供应商福耀玻璃(Fuyao Group Glass Industries)上涨8%，至28.23元。

在香港股市，恒生指数上涨1.3%，收于24578.76点。香港上市中国企业指数（即H股指数）涨2.1%，收于13419.88点。

炼油商中石化(Sinopec)上涨0.9%，收于7.54港元。由于2007年利润增幅远低于2006年的30%，该股早些时候一度下跌4.8%。

拉克兰•默多克(Lachlan Murdoch)对澳大利亚上市媒体集团——统一媒体控股公司(Consolidated Media Holdings)价值33亿澳元（合31亿美元）的竞购昨日宣告失败。此前，虽经过紧锣密鼓的谈判并争取到一家新实体的支持，但其竞购财团成员仍未能就修订后的竞购条款达成一致。

现年36岁的拉克兰•默多克是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的长子，此前曾雄心勃勃希望能以一位领先媒体高管的角色，重新开拓自己在澳大利亚的事业，而统一媒体竞购交易的失败对他而言不啻于一个重大挫折。拉克兰•默多克于2005年年中辞去新闻集团(News Corp)首席运营官的职位，与澳大利亚籍妻子一同返回悉尼。他与新闻集团之间的非竞争协议已于去年到期。

拉克兰•默多克最近联合了Providence Equity Partners，以便为自己参与收购统一媒体提供资金。今年1月，他同意与澳大利亚博彩业巨亨詹姆斯•帕克(James Packer)合作收购统一媒体。帕克业已是统一媒体最大的投资者，持有38%的股份。

译者/管自力

我对百年中国公司史的关注，最初是被万科的王石勾起来的。2004年的深秋，王石来杭州，约在西湖边的浙江宾馆对坐闲谈，他突然问我一个问题，“我的父亲是行政官员，我的母亲是锡伯族妇女，我也没有受过商业训练，那么，我以及我们这代人的企业家基因是从哪里继承的？”我一时语塞。

很快，这一疑问从另外一个地方浮起。也就在与王石闲谈的同时，我已经开始了《激荡三十年》的写作，在众多商业史料及企业家成败案例的调研与梳理中，我一次次地被一个问题所困扰，那就是，当今中国企业家所形成了成长基因及精神素质是怎么形成的？它是三十年的产物，还是应该放在一个更为悠长的历史宽度中进行审视？他们那种特别的焦虑、对超速成长的渴求、隐藏内心的不安全感、对官商文化的膜拜，以及对狼文化的痴迷，是一代人特有的气质，还是有着更为深刻的人文原因？

在过去的十来年里，最被人提及的商人楷模及群体是清末胡雪岩、山西票商和徽商。可是，在我的研究中，实在很难从这些商人事迹中寻找到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基因，它们更多是传统农业社会及官商文明的产物。那么，中国企业家的生命基因到底应该从哪里开始追源？

后世史家常常谓叹，中华民族错过了近代工业文明的萌芽，因而受到欧洲列强的侵辱，不过换一个角度，我们还可以有另外的一种观察，就在曾国藩等人发动洋务运动的同时，后来成为全球最强经济体的两个国家――美国与日本――也刚刚开始它们的现代化之旅。美国在1861年结束了南北内战，在当时，美国人口占全球人口总数的3％，全美超过8000的城市为141个，钢铁产量还不足100 万吨。1865年，后来成为美国第一个首富的、30岁的安德鲁•卡内基在宾夕法尼亚州与人合伙创办了卡内基科尔曼联合钢铁厂，就在同一年，李鸿章向清朝廷递交《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提出购买机器、投资建铁厂。1871年， J．P．摩根与人合伙创办德雷克塞尔•摩根公司，从事投资与信贷等银行业务，而当时在中国，“红顶商人”胡雪岩的阜康钱庄正处巅峰，其支店达20多处，布及大江南北，胡氏家财2000万余两，还操纵江浙商业，专营丝、茶出口。那么，百年之后，为什么摩根仍在华尔街，而“红顶商人”已成江南旧事？

与日本相比，我们的感慨将更深一层。几乎就当曾国藩发动洋务运动的同时，在一洋之隔的日本国也正发生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一个叫西乡隆盛的武士率2000人从鹿儿岛北上，从此拉开明治维新的帷幕，日本第一条铁路、第一家现代银行、第一家纺织工厂的出现，都与中国十分接近。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企业家群体比美国和日本都要晚熟和脆弱？130年中国公司的衍变，最让人唏嘘的是，它的演化进程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被政体的轮替所打断――根据我的计算，几乎每隔30年左右就会爆发一次革命性的颠覆，财富的传承、血脉的延续、企业家精神的孕育，在改朝换代的战火和革命中被一次次地推倒重来。当一代一代的企业家白手起家、从废墟中重头再来的时候，中国近现代的商业文明又积累下了怎样的基因底色和生命记忆？

过去百年间，中国企业家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也显得十分的暧昧。根据黄仁宇的看法，“民国时代，中国重新构建了社会的上层结构。其中，商人阶层的整体崛起显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景象。”而费正清则在他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中断言，“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发展中，中国经济，至少在本章〔1911－1949〕限定的年代里，没有占据显要位置。它只是一个配角——也许有几句台词——听命于帝王、官僚、外交官、将军、宣传家和党魁的摆布。”

很显然，我们仍然行进在一条近乎宿命的“历史三峡”中。也许从三十年来看，我们取得了无人可比的商业奇迹，不过，如果把历史的宽度拉开，我们的骄傲会削弱一点，而不安和忧虑则会加重。王石在数年前的那道追问，会不会成为一场商业反思的起点？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中国公司观察》